“秦王卑命”铜甬钟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史记·秦始皇本纪》书影
《史记·秦始皇本纪》书影
【学术争鸣】
为何卅七年
学界关于“采药昆仑”石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结合《史记》等文献可进一步补充相关史料。据“采药昆仑”石刻记载：“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仑），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二百五十里。”由此可确定采药时间正值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对比《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三十七年，秦始皇正在进行第五次全国巡行，他在会稽刻石，作：“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两处文献共同指向“卅七年”这一时间节点。
依据《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接连出现“荧惑守心”“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凶兆，无疑更使其对“卅七年”抱有特殊期待。在此背景下，五大夫翳奉命采药的举动便具有了明确指向——为濒临天命期限的始皇寻求续命灵药，可窥见始皇试图改写预言的深层心理。正如林剑鸣所言，对死亡的恐惧已成为晚年始皇的“魔魇”（《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0页）。
此外，北大藏汉简《赵正书》在秦始皇“卅七年”时亦有记载可作为旁证，简文作：“谓左右曰：天命不可变欤？吾未尝病如此……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欤？”简文提及秦始皇“立卅七岁矣”，与“采药昆仑”石刻以及《史记》相关记载形成印证。“卅七年”始皇正处巡行途中，《赵正书》“变气易命”的诉求与《庄子·天运》“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的论断形成鲜明反差，凸显出这位帝王试图突破天命限制的强烈执念。
这一系列历史碎片的拼合，生动展现了秦始皇在生命终点前的挣扎与执念。由于“卅七年”秦始皇正在巡行远离关中，“五大夫翳”在昆仑采药后，必然要计算行程，追赶始皇献药，这可能是有“车”随行，也是“二百五十里”出现的原因。
为何知晓昆仑
很多学者已有论述，秦对西方并非一无所知。如刘瑞结合封泥资料认为：“从其以‘西方’名‘谒者’官的情况看，该谒者所负责的可能是来自秦统治范围以西区域‘宾客’的各项事务。秦设有司负责‘西方’宾客，表明了秦与其统治区域以西之间的交往有相当规模。”（刘瑞：《新见秦五大夫翳刻石初探》，《光明日报》8月6日8版）
关于秦国早期发展与西戎的互动关系，可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两方面进行考察。秦的立国根基确在西方，其发展历程与西戎存在深度关联，这种互动关系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均有明确体现。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的“秦王卑命钟”（春秋晚期器物），其铭文“秦王卑命，竞坪王之定救秦戎”颇具史料价值。此器物不仅印证了秦戎之间密切的政治联盟，更揭示了双方在军事行动中的协同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联盟关系并非孤立现象，陆浑戎的内迁事件可视为又一典型例证。据《左传》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载：“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载：“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史料记载揭示了秦、晋合力迁徙陆浑戎的事件。迁徙而来的戎依靠晋国立足，成为晋国图霸的重要依靠力量。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陆浑之戎的迁徙，留下大块的土地，也符合秦国“益国”方针，对秦有利。如《左传》鲁襄公十四年载：“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丁山在《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19页）中提出重要推论：“陆浑之戎即《禹贡》所谓昆仑矣。”此观点可以把刻石发现的“昆仑”地理概念、陆浑戎的族群属性与秦国早期发展轨迹进行有机串联，揭示出三者间可能存在深层内涵。
关于秦国对西北地理的认知形成，可从军事实践与文化交融双重维度展开分析。陆浑戎从瓜州至伊川的迁徙路径，印证了秦国对西北交通要道的精准掌握，这种熟悉度根植于与西戎长达数百年的征伐历史。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与西戎的关系始终以军事冲突为主轴，自秦仲受周宣王之命“诛西戎”开始，历经庄公破戎、襄公伐戎、文公逐戎、武公征邽冀，直至穆公采用由余之策“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形成持续的军事扩张脉络。这些战争不仅构建起秦国在西部的军事版图，更通过实地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军事行动本身即深度接触西北山川地貌的过程，必然涉及对周边地形的详细勘查。在持续征伐中，秦人不仅掌握戎地军事要冲，更通过战俘管理、降卒融合等方式，逐步了解西戎部落的文化传统与活动范围。这种熟悉最终投射在对“昆仑”地理概念的把握上，揭示出秦人对西部地理的认知已突破单纯军事层面，上升至医疗卫生范畴。
为何湮没昆仑
关于“采药昆仑”石刻长期未被发现的原因，可结合西北汉简的发现历程进行类比分析。西北汉简的系统性发现始于20世纪初，1907年与1914年，斯坦因在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敦煌、酒泉一带的汉代长城烽燧沿线发掘出3000余枚汉简，引发学术界轰动。1927至1931年，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探险工作中，更是发现万余枚居延汉简（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页）。汉简发现过程颇具戏剧性——据贝格曼日记所载，他在测量墙体时钢笔意外脱落，弯腰拾取之际竟在旁侧发现一枚保存完好的汉代五铢钱。这一偶然发现促使考古队展开系统发掘，最终从遗址东侧挖掘出形制特殊的木简（张鸣译：《考古探险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自此，西北汉简的考古发现进入高峰期，目前出土总量已逾7万枚。
值得深思的是，这些沉睡于西部戈壁沙漠长达两千年的简牍，在斯坦因、贝格曼之前并非完全无人问津。其长期未获重视的深层原因可归结为三点：其一，西北边陲地广人稀，交通阻隔形成天然屏障；其二，早期发现者多缺乏文物鉴别能力，难以认知其历史价值；其三，简牍作为单一文物类型，既无直接实用功能，亦难以通过交易实现规模化经济价值。“采药昆仑”石刻与汉简同处西北地理单元，在发现环境与认知条件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其长期湮没无闻的命运便不难理解了。
今年8月1日，据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公众号“内蒙古文旅”披露，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乌兰察布市文物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丘陵草原地带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新确认一处汉文石刻。该石刻顶部以篆书镌刻“皇帝北巡之碑”六字，字体规整，保存完好。此次发现与西北汉简、“采药昆仑”石刻等重要文物的出土环境存在显著共性，三者均发现于人迹罕至的边陲地带。这种地理分布特征折射出古代文物的特殊生存状态，它们既被历史长河有意“藏匿”，又在时代变迁中偶然“重现”。这种命运轨迹在考古史上并非孤例，甲骨文的发现历程即最具代表性的例证。甲骨在清代以前长期被当作药材“龙骨”使用，虽然龙骨药材包含古动物化石，但确有相当数量的甲骨碎片在药铺被研磨入药，刘征说“一年吃它一千片吧，一千多年就是一百多万片”（《清水白石集》，文心出版社，1990年，第67页）。这些承载着上古文明的珍贵载体，就这样在药鼎蒸腾中化为灰烬，令人扼腕。
文物认知的滞后性往往源于多重因素，地理阻隔导致发现概率降低，专业认知缺位造成价值误判，实用需求驱动导致功能性消耗。“采药昆仑”石刻的长期湮没，正是这种复合机制的产物。其发现地偏居西陲，与中原文化核心区存在天然隔阂。早期发现者缺乏金石学及文字学素养，难以辨识其历史价值。石刻本身不具备直接实用功能，更遑论进入主流收藏体系。这种境遇与汉简、甲骨文的遭遇形成历史回响，揭示出文物认知的规律，重大发现既需要历史机缘，更依赖学术体系的成熟与认知框架的突破。
综上，“采药昆仑”石刻与秦始皇晚年的历史背景存在高度契合性。从时间维度看，石刻所载“卅七年”与《赵正书》《史记》记载的始皇三十七年巡行求仙时段重合；从空间维度论，秦人对昆仑区域交通地貌认知具备降服西戎的现实基础；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石刻记载的采药行为呼应了始皇“变气易命”的强烈诉求，构成其晚年求仙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多重证据链的互证，可判定该石刻应为秦代遗留，其物质形态与文本内容体现出典型的秦文化特征。对这类边陲文物的认知必然经历渐进式过程，随着考古发现的累积与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其历史价值会逐步显现，将为秦帝国西向发展的历史图景、昆仑文化地理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证支撑。
（作者：姚磊，系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郭超、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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