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这部在丹尼尔·丹尼特逝世不久后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是其思想的最后结晶。苏德超教授领衔的中译本，以精准而富有温度的译笔，将丹尼特深邃的思考与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让我们从一个更为私人的视角探悉这位著名哲学家的内心世界。在这部回忆录中，丹尼特不仅回顾了他的智识成长和思想语境，交代了主要著作从构思到出版的前因后果，还为他的抽象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比如，关于围绕“感受质”展开的种种争议，他回忆起与美国哲学家塞拉斯在辛辛那提共进晚餐：“我们吃了一顿难忘的饭，围绕我们剩余的分歧来了一次更加难忘的谈话，我们特别就哲学家是否应该放弃‘感受质’概念展开了争论。当我们喝完一整瓶香贝丹红葡萄酒后，他说：‘丹，感受质是让生命有价值的东西！’”（丹尼特：《我一直在想》，第119页）
《我一直在想》的另一个吸引力是大量的趣闻轶事，它们几乎涵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英美哲学界的核心人物。丹尼特的叙述引人入胜又富有争议，揭露了问题和理论背后的学术生态，那些无法形诸文字的权力斗争、性别偏见和人情冷暖。比如，他回忆了发生在1979年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上的学术“政变”。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家（自称“分析庞然大物”）遭遇了来自欧陆哲学家（自称“多元论者”）的偷袭。欧陆哲学家们发现了协会选举规则的漏洞（允许会场提名），于是秘密策划，准备通过集体投票来接管协会的领导职位。会议开始前约半小时，他们的保密工作出现了漏洞，得到消息的分析家们在酒吧里被召集起来，匆匆赶往会议现场，试图抵御这场夺权。最后，分析哲学家们失败了。（《我一直在想》第392-393页）丹尼特还批评了一些学术“霸凌者”。如果这些霸凌行为属实，我们很难不对这些知名学者产生祛魅感。
作为分析路径的坚定支持者，丹尼特的叙述带有极强的党派色彩。毋庸讳言，他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路线冲突的产物，这也是阅读这本回忆录前应有的预期。但读者会强烈地感受到，这本书是坦诚的：以一种并不折中的姿态，丹尼特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自己的好恶。除此之外，读者还会感受到丹尼特的智识热情，一个充满好奇的心灵在不懈探索中感受到的无尽乐趣。因为这些感受，丹尼特深邃而广博的思想变得具有感染力。
《我一直在想》
译者：苏德超叶子绿
版本：湛庐文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10月
赌博与解谜
在开始回顾他的一生之前，丹尼特引用了伯德（AlexBird）的一句话：“我从不认为自己幸运，我是个胆小鬼。这就是为什么我当不了赌徒。但我非常努力地工作。越努力工作，就越幸运！”（《我一直想》第ⅲ页，下同）关于赌徒的讨论让人想到帕斯卡。这位17世纪的数学天才和虔诚的基督徒提出了关于宗教信仰最具挑衅性且经久不衰的论证之一。他回避了复杂的神学论证，直接诉诸自利，使信仰成为一个审慎的风险管理问题。如果你押注上帝存在而你是对的，回报将是永恒的救赎与无限的幸福；如果你错了，损失将是世俗生活中的小小快乐。相反，如果你押注上帝不存在而你是对的，你得到的将是有限的世俗快乐；但如果你错了,你的损失将是与神圣的分离和永恒的诅咒。对一位赌徒而言，在哪里下注变得显而易见。
作为“新无神论四骑士”之一的丹尼特并不相信上帝存在。2006年，他在经历了长达九小时的心脏手术后写下了《感谢美好！》（ThankGoodness!）。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当他说“感谢美好”，并不是在委婉地说“感谢上帝”——“我们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更别说感谢上帝了。我真的是在说感谢美好！这个世界有许多美好，并且每天都有更多的美好。”（第vi页）但另一方面，他理解甚至同情对上帝的爱（回忆录中提到，丹尼特一家每年都会举办聚会，与朋友们一起唱圣诞颂歌）。不过，当他从认知科学的角度考察了信念的形成之后，这种爱彻底地消逝了——他成为无神论四骑士中最具攻击性的成员。在《破解咒语：宗教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中，丹尼特这样解释宗教信仰的起源：宗教是大脑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模式和原因时的意外副产物，大脑假定事件背后有能动的设计者，这些观念通过文化进化成为模因（meme），最终被制度化为有组织的宗教。可以看到，丹尼特之所以选择了一个不存在上帝的世界，并不是因为他选择了在另一边下注。他压根就不会参与这场赌博。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终极的“谜语”（riddle）——“为什么有某物存在而不是无？”，赌博也许是获得答案的唯一方式。但事实是，我们遇到的是一组“谜题”（puzzles），一些可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复杂现象，比如生命和心智。解开这些谜题不能通过灵光一闪的神秘启示，也不能通过放弃智识努力的被动接受，而是需要协作与耐心，需要有条不紊地拆解、研究和重新组装。这样的解谜是集体性、累积性的，如同拼凑一幅没有终极边界的拼图，每一块新拼上的部分都扩展了整体，但并不声称完成了整幅图景。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Dennett，1942-2024）。
在丹尼特看来，科学家是解谜者的最佳代表。面对复杂的现象，不是过于仓促地诉诸设计者的伟力，也不是通过赌博平息无法解答终极问题的焦虑，而是着眼于可追求的目标，通过一种“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耐心地将复杂系统拆解开来，理解它的成因、功能和运作机制。同时，不是过于仓促地寻求目的论的解释，而是自下而上地解释它们如何从先前的状态演化而来，即使这些状态可能是晦暗不明的。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我们需要选择恰当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试错、选择与调整来开发更好的工具：从数学建模、计算仿真，到思想实验、概念分析，工具的进步往往能揭开以往无法触及的机制层次。
解谜不诉诸“智能设计”（intelligentdesign），但涉及功能性的“设计工作”（designwork）。只有在我们问一个生物在适应环境时，以怎样的方式以及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设计工作才能被识别出来。这样的解释被丹尼特称为“自由浮动的理由”（free-floatingrationales）。它们不是通过理智思考得到的终极答案，而是一种“实践智慧”。对生命体而言，这种智慧更加珍贵。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可以对终极答案一无所知，但必须对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有所认识。
解谜者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正如他们满足于人的有限性。他们不冀求一个“永恒视角”（subspecieaeternitatis），也不尝试将自己提升到宇宙的高度。他们只追求自己能够获得的答案，并深知这些答案极有可能出错。但他们绝不会用赌博来决定应该相信什么，这与他们的智识追求相违背。
《自由的进化》
丹尼尔·丹尼特著
曲娇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9月
天钩与起重机
“天钩”（skyhooks）与“起重机”（cranes）是丹尼特最著名的隐喻之一。“天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释方案，诉诸未经解释的设计者、奇迹般的干预或神秘的宇宙力量。在丹尼特看来，这种懒惰且不负责任的做法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科学的探究。相反，“起重机”则是自下而上，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引导和干预，从简单阶段开始解释复杂现象。围绕自然选择、突变和遗传展开的进化论是一种典型的“起重机”解释。丹尼特坚定地认为，尽管一些“起重机”的合法性仍然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但它们足以解释心智和生命的起源和所有复杂性，不需要求助于任何“天钩”。
自下而上、向前追溯的“起重机”解释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意识的觉知这种完全不同于物理行为的活动是如何从后者中涌现出来的？丹尼特建议我们做出这样的反思：在通往无意识状态和物理阶段的下坡路上，我们真的应该在某处停止吗？反思的结论是：演化中存在着真正的连续性，一种达尔文式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某个由物理突变为心理、由物质突变为人类经验的关键节点。如果所有复杂现象都是通过逐步积累的微小变化而产生的，如果这中间不存在任何断裂或飞跃，我们就不需要一个“天钩”从外部提供心智和生命如何涌现的解释。
丹尼特告诉我们，心智起源于一种“无理解的能力”（competencewithoutcomprehension）。这种能力源自演化过程中的自组织机制，它可以通过模块化协作涌现而生，这种协作并不需要内在理解的参与，甚至不需要意识的伴随。他在《直觉泵》中举了如下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小布谷鸟将宿主的蛋推出鸟窝、白蚁堆砌城堡般的蚁冢、蝉的繁殖周期以素数为单位、瞪羚的弹跃等等。他还重新定义了自由意志：从演化的视角来看，自由是一种不断进化的、越来越主动地规避危险的能力。因此，决定论与意志自由只是演化的不同阶段，它们之间只有程度之别。除此之外，他还试图阐明，意向性现象和非意向性现象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他邀请科学家转向更为包容的“意向立场”（intentionalstance），不再尝试给出关于“心智解读”（mindreading）的统一标准，而是转向下面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心智的能力可能被如何组织？
《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
作者:[美]丹尼尔·丹尼特
译者:冯文婧等
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11月
在进化论的图景中，“天钩”的失效还有另一个原因：“物种”（species）在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变异”（variation），它们没有固定的本质，物种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区分。丹尼特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写道，“物种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随着时间而演化，在时间中诞生，可以随时间变化，并可以依次产生新的物种。”（DanielDennett,Darwin'sDangerousIdea:EvolutionandtheMeaningsofLife(London:Penguin,1995),p.39.）如果解释的对象始终处于生成、转化与消亡的过程之中，且其未来充满开放的偶然性，如何用一个静态的、先验的“天钩”将其固定并赋予终极意义？丹尼特认为，通过寻找本质来研究事物的方法“呼应着一种渴望：放大到关键时刻，从而以某种方式确定一个门槛，标志着某个物种的第一个成员、真正功能的诞生、生命的起源。”这种渴望背离了达尔文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卓越的性质都通过有限的增量逐渐出现。”（DanielDennett,Darwin'sDangerousIdea:EvolutionandtheMeaningsofLife(London:Penguin,1995),p.425.）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是：进化论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性如何能从简单、无意识的开端中产生，它侵蚀了所有关于目的和设计者的传统观念。正因为如此，进化论被丹尼特称为“万能酸”（universalacid）。在万能酸的作用下，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活动的产物——一切意义与价值——都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存在，成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还原论”的解释引向一幅机械的、冷酷的，甚至令人恐惧的世界图景。当经验、信仰、道德和美感都被解释为物理过程的附带现象，人的存在好像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据。
在丹尼特看来，“起重机”解释当然是还原论的。但他并不认为一种唯物论的世界观与人类所珍视的意义与价值相矛盾，正如生命不会因被理解为分子运动而失去其珍贵，美不会因被分析为神经反应而丧失其震撼。我们身处于一个物理世界，但这个世界允许我们有心智，感受尊严、自由，以及无处不在的精神性。将这些意义与价值还原到物理层面并不是贬低了它们，恰恰相反，唯物论或许能够提供比绝对主义形而上学更坚实的基础。
基于这样的确信，丹尼特区分了好的还原论与贪婪的还原论（greedyreductionism）：“前者通常是好的，而后者则不然。在达尔文理论的背景下，两者的区别很简单：贪婪的还原论者认为一切都可以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得到解释；好的还原论者认为一切都可以在没有天钩的情况下得到解释。”（DanielDennett,Darwin'sDangerousIdea:EvolutionandtheMeaningsofLife(London:Penguin,1995),p.81-82.）在他看来，“天钩”解释表面上是在寻找一种高于物理世界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贪婪的还原论，它没有耐心去处理那些极其艰深且重要的问题。“天钩”解释给出一个答案，寄希望于它是真的，而真正的解谜者拒绝这样的赌博，转向更加严肃且深入的探索。
《意识的解释》
丹尼尔·丹尼特著
苏德超等译
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7月
如果想错了呢？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回忆录的标题《我一直在想》呼应了丹尼特的哲学宿敌笛卡尔。笛卡尔将心灵视为思维之物（rescogitans），而在丹尼特看来，心灵并非独立于身体的非物质实体，而是大脑在演化与互动中产生的复杂系统，它的“存在”只是表现为计算、表征、信息处理等功能。笛卡尔还认为，有一个意识总部，一个让各种观念轮番上演的剧场，而根据丹尼特提出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DraftsModel），大脑是一个并行处理器，各种感官输入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被处理。在这个模型中，自我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它只是“叙事重心的中心”（acenterofnarrativegravity），一个被讲述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多个故事。随着生命经验的不断展开，也随着与他人的分享和交流，关于自我的故事被不断修正。
那么，从丹尼特的视角来看，“我一直在想”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不是一个固定的思考者，而是一个动态的叙事焦点，它在无数认知进程的相互竞争与协作中不断漂移。其次，“一直”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从不间断的、统一的意识之流，而是意味着大量并行的叙事草稿之间存在着主题、因果或叙事上的连续性。最后，“想”并不是一个非物质实体的内在凝视，而是大脑中一系列分布式的计算、模拟、预测和叙事建构。
《我一直在想》英文版书封插图。
如果是这样，“想”的结论一定是从无数认知碎片、情绪痕迹、身体感知与过往叙事中临时浮现出的“最佳版本”。正因如此，它们是依赖语境的、可错的且可修正的。丹尼特承认这一点。在他看来，所有信念，都和宗教信念一样，是演化的产物，脱离具体的生物行为和历史情境来探讨信念没有任何意义。实在论者相信信念是大脑中真实存在的物理实体，取消的唯物论者认为信念是虚构的，最终会被神经科学所取代。丹尼特捍卫了一个中间立场——一种温和的实在论：信念是世界中的真实模式，但它们是抽象模式而非具体的物理对象。这种模式的真实性与科学模型的真实性相同：它以高效且具有预测力的方式描述一个混乱的系统，但应该随着系统的调整而不断被修正，正如科学理论在面对新证据时需要自我更新。（DanielDennett,“RealPatterns,”TheJournalofPhilosophy,88:1(1991),pp.27-51.)
但另一方面，丹尼特又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探究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获得一幅关于心智和宇宙的统一图景。他还相信，与物理主义和功能主义相对立的替代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融贯的或不可理解的。丹尼特本能地认为物理世界和自然进程没有问题，需要与之协调的是意向世界，而不是相反。
这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种智识上的谦逊与自大。丹尼特强调信念的可错性，体现出对智识局限的清醒认知，但他对科学世界观的坚定推崇展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立场。丹尼特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采纳科学世界观。如果所有“立场”（stance）都是一种在世界中寻找客观秩序的解释性策略，那么为什么一种立场能够获得比任何其他立场更多的特权呢？物理立场和生物设计立场对意向立场的“霸权”是从哪里得到的合法性呢？当然，丹尼特有他的理由：科学的解释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并且，如果不坚持科学的首要性，我们会很快滑向泛解释主义：所有科学方法论都是解释，所有客观性都是解释的结果。如果从一种解释范式转向另一种解释范式时,不存在一个超越历史和脱离语境的标准，这对一个自诩为自然主义者的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深渊。
《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
湛庐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4年3月
现在，对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猜谜者而言，唯一能做的是在坚持科学世界观的同时承认科学的有限性。他必须接受这样一种悖论：任何简单到足以被理解的系统将不会复杂到足以表现出智能行为，而任何复杂到足以表现出智能行为的系统将会复杂到难以理解。同样，任何简单到足以被人类理解的宇宙模型，将不足以描述其真实的复杂性；而任何复杂到足以匹配真实本质的宇宙，其内在规律将永远超越人类的认知疆界。丹尼特坦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困境。这也许并不符合“科学主义者”和“无神论斗士”这样的脸谱化形象。他在回忆录的结语中写道，“然而，如果我的所谓洞见仅仅产生于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呢？值得铭记的是，同样的情况曾经在宇宙尺度上也发生过。所以我现在会问自己：‘如果我们错了呢？’我可以把这种怀疑的低喃安全地放在‘后厨’的小火上，任其慢慢酝酿。”（第437页）
不过，丹尼特的思考中既没有不可知论的倾向，也没有放弃探究的消极姿态。他的一生完美地示例了这样一种智识态度：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因此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探索。他在《破解咒语》中写道，“如果你能以谦逊好奇的态度去面对世界的复杂性，包括它的辉煌和恐怖，承认无论你看得多深，你都只是触及了表面，你会发现世界中还有世界，发现你从未想象过的美，而你自己那些平凡的烦恼也会缩小到适当的大小，在宏大的事物体系中并不那么重要。”（DanielDennett,BreakingtheSpell:ReligionasaNaturalPhenomenon(NewYork:Viking,2006),p.303.)
这种探索不仅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对解谜者而言，最大的谜题也许是正在解谜的心灵自身。毕竟，能清醒地意识到我尚未理解自己，正是最深刻的理解的开始。丹尼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对哲学家做两个概括：任何成为哲学家却从未认真怀疑过将哲学作为人生选择是否明智的人，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任何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否具有作为哲学家能力的人，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第xvii页）“想”一定会有偏见、盲点和惯性，但真正的解谜者必须不断挑战直觉和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退后一步，反思我们如何思考，而不仅仅是思考什么。
撰文/孙宁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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